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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独子难教！中国人大校长称我国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ggads 时间: 2009-4-10
标题: 独子难教！中国人大校长称我国放开二胎刻不容缓
　“放开二胎刻不容缓”——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

　　◎我个人一直认为，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，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。只要条件改变的话，我们就要尽量改变。

　　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，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，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，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，太了不起了。独子难教啊。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？

　　◎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，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，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。

　　“我们说刻不容缓，不是要马上放开，而是要现在就动手，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。研究还不能老研究，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，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。通过两三年，最多三五年，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。”

　　一年以前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《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》，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。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，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，广为人知，评论者众。

　　鲜为人知的是，今年两会，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：《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》。

　　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，从标题的变化，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。与他人不同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，前商业部、国内贸易部、教育部官员，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，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——人民大学人口学系，这些背景，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。

　　4月3日，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

　　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

　　南方周末：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，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，和你对此的担忧。

　　纪宝成：我认为，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、刻不容缓的时候，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、滞后性的特点，必须尽早着手，以免贻误时机。

　　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。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，就是要因时而异、与时俱进。要根据实际情况，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，来决定工作方向。

　　应当肯定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非如此不可。

　　但是到了今天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。从1992年以来，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(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.1个孩子)已经长达17年。现在，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.6个孩子，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。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。相反，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。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。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，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，恐怕就有问题了。

　　从大的方面讲，人口问题攸关国运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，从小的方面讲，关系到家庭和谐，生活幸福。现在的生育政策，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：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。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，无法挽回。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，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。我们社会的发展，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？

　　我个人一直认为，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，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。只要条件改变的话，我们就要尽量改变，把负面影响去掉。从人类的繁衍昌盛、文明延续，从国家的发展战略、可持续发展，从家庭的和谐幸福，从任何角度看，只准生一个孩子，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。

　　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，执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弊端可能就出来了，而且还越来越严重。明明看到了弊端，为什么不去解决呢？

　　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，具体指什么？

　　纪宝成：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，但实际影响并不大。政策实施近30年来，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，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。

　　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。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，达到108.5，2000年是117，现在更是达到了120.56。这样长时间、大幅度偏离正常值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——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。生120个男孩子，对应100个女孩子，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？二十年后，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，中国会是什么样子？性别比如此失衡，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，还光讲人均资源、环境、水啊，是不对的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。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，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。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，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，我们只用了三十年，太快了，未富已经先老，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。根据统计，不仅老龄人口增加，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。从明年开始，20—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。这是接受能力最快、思维最敏捷、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，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，这也是一个大问题。

　　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。我们之前的政策，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。城市生一个，农村生一个半。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，流动人口大幅增加，户籍制度也在改变，还是城市一个政策，乡村一个政策，我觉得这很难，行政手段很难解决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在建议中提到，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。

　　纪宝成：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，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。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，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，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，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，太了不起了。独子难教啊，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。

　　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？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，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。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，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：一个孩子要多少钱，两个孩子要多少钱，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，两个孩子就难了。不是这样算的。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，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。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？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，他会有协作观念，有奋斗精神，有竞争意识，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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